根據道經和史籍指出，佛道二教常用的法器木魚最初使用於道觀，時間在唐玄宗開元十三年(725)，此前，衢州或江表道觀已使用石魚來召集道徒和誦經。
但道 觀使用魚形器物卻淵源於漢晉。道觀行用木魚的風氣與唐玄宗的喜好有關，此後，佛教寺院也漸染此風，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釋、道相激的事實。
木魚是佛、道二教最常用的木製魚形法器，有長形和圓形兩種，長形木魚多用於召集信徒，圓形木魚一般在念經時使用。
學者多認為木魚起初是佛教的法器，並隨著佛教的傳入而自印度傳入我國。但這一傳統看法並沒有明確的文獻依據。
黃兆漢先生在《木魚考》一文中據晉代釋法顯《佛國記》關於“三千僧共犍槌食”的記載，推測如果“犍槌”是木魚的話，則木魚在晉代已出現於于闐國，至於中國本土的寺院使用木魚，黃先生據唐司空圖(837-908)《上陌梯寺懷舊僧》詩指出至遲是在唐代。
黃先生認為“唐以前甚至五代以前的木魚都是用來召集僧眾的或警眾的”，至於誦經使用木魚最遲是在南宋。
黃先生的大作，引起了筆者對木魚的極大興趣，並對道教使用木魚的情況有所留意。可是筆者卻發現木魚實際上起源於道教，與印度佛教沒有絲毫的關聯，這是頗出人意料的。
北宋賈善翔《猶龍傳》卷五云：
明皇開元三年(715)敕天下置開元觀……十三年又敕上都置太清宮，東都置太微宮，北都神堯舊宅置紫微宮，潞州潛龍故宮置啟聖宮。並給褒冕、絳紗、帷帳、交龍、門戟，一如宮闕之狀。蒲州掘地獲玉石，狀如半月，復有仙人搗藥之像，叩之有聲，頗清越。帝令懸於太原真元廟庭，號為偃月磬。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因修仙居古觀，獲玉瑛，叩之聲聞數里，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。衢州建觀穿地得一魚，可長三尺，其狀似鐵，微帶紫碧色，又如青石，光瑩雕隽，殆非人功所能也，叩之甚響，其魚亦不能名，遣使進貢，帝令宣示百僚，亦不能辨。帝乃呼為瑞魚磬，仍令懸於太微宮，非講經設齋不得擊之。於是諸宮觀競以木石模之，以代集眾。(三家本《道藏》18/30-31頁)
南宋謝守灏《混元聖紀》卷八所記略同，末云：
“宮觀有木魚自茲始也”。(《道藏》17/861)
可見，道觀在唐玄宗開元十三年(725)已開始使用木魚，比司空圖的記載早了一 百多年。由上可知，木魚最初是長形的，不僅用於召集道徒，也用於講經。
衢州即今浙江衢州市，由衢州道觀獻石魚可知，在此之前，衢州或江表的道觀已用石魚來召集道徒或講經。
為什麼將玉石刻成魚形呢？原因無非有二：其一，魚為祥 瑞之物；其二，迷信魚形器物能發出更響的聲音。這一風俗其實在六朝就有了。
南朝宋劉敬叔《異苑》卷二云：
晉武帝時，吳郡臨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打之無聲。以問張華，華云：“可取蜀中 桐材，刻作魚形，打之，則鳴矣。”於是如言，音聞數十里。
可見，西晉時，人們已用桐木刻作魚形，用作擊打之器。
1988年在四川金堂縣楊柳鄉出土的漢代石棺有拴馬、魚、鐸的畫像，無疑，懸著的魚同鐸一樣應是一種鳴器，這就是說漢代民間已有使用魚形鳴器的習俗。
四川漢代石棺畫像多係神仙傳說，四川又是道教的發源地，很可能四川道教已經使用魚形鳴器。
但可以確信的是，晉宋時期，道觀已經出現了木製的魚形器物。
《異苑》卷七云：
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，取為研製，形像魚。有道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研中，常以自隨，二十餘年忽失之。夢人云：“吾暫遊湘水，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。今復還，可於水際見尋也。”道支詰旦，至水側，見罾者得一鯉魚，買剖之，得先時 符讖及紙，方悟是所夢人棄之。俄而雷雨，屋上有五色氣，直上入雲。後人有過湘君廟，見此魚研在二妃側。
湘君廟位於洞庭湖君山，因湘妃而聞名。蔣道支刻木為魚，中空，頗類似於後世的圓形木魚，只是用途不同罷了。可見，道觀使用木魚雖然始於唐代，但其源頭卻在漢晉。
五代王定保(870-約955)《摭言》云：
有一白衣問天竺長老云：“僧舍皆懸木魚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用以警眾。”白衣 曰：“必刻魚何因？”長老不能答，以問悟卞師，師曰：“魚晝夜未嘗合目，亦喻修行者晝夜忘寐，以致於道。”
天竺長老自然不知道木魚的來歷，而卞法師的解釋也不過是自欺欺人。其實，此時僧舍懸用木魚最多也不過一百來年歷史。
但奇怪的是，在釋、道相爭甚烈的唐代，寺院仿用木魚，卻沒有招致道士的攻擊，以致於佛教徒將木魚的發明繫於佛的名下。
唐代道觀使用木魚的風氣，一方面淵源有自，一方面與唐玄宗的喜好有關，而寺院也漸染此風，則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釋、道相激的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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